2026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92‰，这个数字很多人没什么概念，翻译过来就是：常住人口负增长了。而当年经济还处在正常恢复期。今年的情况叠加疫情冲击，人口收缩的幅度只会更大。

　　人口一旦收缩，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就会跟着往下掉，复工复产的底子就不扎实。所以疫情之后首先要恢复的，是人气和积极预期。外地人口的流入量，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回血速度。

　　放开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直接落户，可以看作应对超预期冲击的一项非常之策。方向是对的，但覆盖面明显偏窄。往届的硕士博士为什么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仅仅因为早毕业一年就要走积分落户的老路，逻辑上很难自洽。

　　更大的问题在于，只盯着高学历群体，杯水车薪。截至2026年底，上海常住人口2489.43万人中，外来常住人口有1031.99万人，占比超过41%。这些人没有上海户籍，但长期居住、工作、纳税，并且在抗疫中承担了巨大的实际贡献。

　　能不能留住这1000多万人，比抢几个应届生关键得多。

　　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上海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房价物价摆在那里。一个人能离开家乡、在上海扎下根来、适应高成本高压力的生活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筛选。拿达尔文那套话来说——适者生存。适应能力到了这个程度，算不算人才？

　　完整的产业链从来不是只有高端环节。高端研发需要配套的中端执行和基础服务，学历高低在这个链条上只是分工不同，不是价值高低。稍有职场经验的人都明白，一个团队全是博士根本转不动。

　　真正该问的是：落户门槛到底在筛选什么？

　　有人担心户籍放开会导致人口爆炸。这个担忧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100年前的上海没有入户限制，也没见全国人口蜂拥而至。生活和经济的自有边界，会自动把人口调整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大部分人做迁徙决策时，算的是工作机会、居住成本和家庭安排，不是户口本身。

　　超大城市的户籍价值，核心就落在三样东西上：教育、医疗、养老。那些在上海干了十几年的农民工家庭，凭什么不能平等享受这些资源？他们的劳动贡献，未必比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小。

　　退一步讲，即便完全放开，大量外来人口也未必愿意放弃家乡的农村户口。土地权益、村民福利、叶落归根的观念，都是实实在在的牵绊。年轻一代的乡土意识在淡化，职业稳定后落户意愿更强，但这恰恰说明，落户政策应该接住的是“愿意留”的人，而不是人为划一条学历线。

　　城市管理的长远战略眼光，终究要落到人口政策上。功利看的是短期，仁义看的是长远。一个低学历的普通工人落户之后，他的孩子在这座城市长大、产生城市身份认同，考上大学、读研、留下来奋斗——这种代际传递的向上动力，才是城市活力和创造力的真正源头。

　　以学历划线的落户思路，暴露的是管理上的傲慢。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一个包容性的人口政策框架，比任何短期措施都更能决定上海未来十年的人口底牌。凡图落户咨询在长期跟踪上海人口政策变动时也观察到，真正有远见的城市管理者，会把目光从学历证书上移开，去看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真实的生存能力和贡献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