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新闻资讯 人气：0 日期：2023-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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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则有关“上海率先松动户籍政策，允许居住证转办户籍”的新闻在许多网站上高居点击率排行榜前列。一些相关分析和评论还满怀期待地认为，这将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对社会强烈呼吁了许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挥“破冰”效应。 实际上，这个新闻本身是严重滞后的。早在去年夏天，上海市有关部门就着手推进“居住证转户籍”这项改革，其大体原则已于去年11月底、12月初见诸媒体报道：非上海户籍人士凡持有一定年数以上居住证后可转为上海市户籍。这条举措最初是作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所以确定在浦东先行先试。今年初的上海两会上，“居住证转户籍”问题再度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门议题，还引起包括俞正声和韩正在内的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建立与户籍相衔接的机制”这句话也被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两会闭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向媒体正式宣布，将于今年2月底之前出台“居住证转户籍”的实施办法。 自本质上属于严格管制的现行户籍制度在中国实施以来，上海户口一直比较金贵。改革开放之前，上海户籍几乎铁板一块，除少数国家干部和一些特殊人员外，上海户口基本处于只出不进的冻结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虽有大批人员按政策取得上海户口，但从户籍制度的层面上来说，很长时期内情况依旧。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户口才逐渐有所松动，但这10多年来也是时松时紧。有一段时期，具有大学本科甚至大专学历、在一定年龄期限以下、有上海用人单位接纳的人才，只要单位出面，大多能够申请到上海市区常住户口。后来又有所收紧，比如，申请入上海户籍者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学校，大多数是名牌重点大学。在此期间及以后，为了启动一度陷入极度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上海还曾推行过一段时间购房入户的“蓝印户口”政策。目前正在为几百万外来人士提供基本保障的“居住证制度”，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 有不少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它也是时下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公的渊薮。这种认识当然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钥匙在哪里？大多数论者将重点放在了呼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之所以对全国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待遇”高。例如，同样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挣5000元，在合肥也许2500都挣不到。但收入与生活成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况且大城市还有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犯罪率高等等特有的“都市病”。因此，我一向坚持认为，将中国人生来就分为“市民”和“农民”的这种极不公正的户籍制度的根源，其实质在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整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只要后者不能得到改进，即使国家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分隔，也不可能真正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很可能直接引曝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包括粮票在内的所有票证。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票证时代”终结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国家取消了票证，而是票证本身已经越来越失去价值。票证是“短缺”的逻辑结果，在短短10年时间里，国民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过剩”的巨大转变，取消票证只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追认而已。 以户籍管制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性质上与票证是一回事情，它是“社会保障”这种公共品供应严重短缺所产生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在没有户籍管制的世界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普遍存在大量的贫民窟，这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难以治疗的“毒瘤”。道理就在于此——一种能够发挥现实效果的制度，假如它是不合理的，那必定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投射。由此推论，我认为当前的最需要做的并不是取消户籍限制，而是渐降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让“上海户口”、“北京户口”越来越不值钱。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半段国家不具备财力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而且，这个问题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严重阻碍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金融危机应当成为促发我们尽快偿还这一历史积欠的巨大旧帐的宝贵契机。在我看来，如果政府希望以巨额财政投入来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的话，我们的钱首先就应该花在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当下尤其要着力加快完成的是涵盖农民工的失业救济机制。只要覆盖城乡且能够随人转移接续的全国社保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我相信城乡二元的问题会像当年那些烦人的票证一样自动消散。 当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靠一个城市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由此也可以预计，即将推出的“居住证转户籍”实施细则一定不会把上海户籍的准入门槛放得太低。但当我们明白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实质意义，就可以为取消现行户籍制度而做些有实质意义的基础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上海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降低户籍本身的“含金量”，例如，尽可能地拉平非上海市区常住户口与上海市区常住户口的社会福利待遇，以方便有朝一日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彻底放开户籍。 其实，上海这几年在这方面还是作出了不少有益探索的。眼下有很多人问，为什么“破冰的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广州甚或是一些二线城市？”在我看来，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量因而也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最大的；其次，上海是中国唯一一个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也就是户籍低于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省份，这使上海具备了适度开放户籍的客观条件。 更为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作为昔日远比东京、香港繁华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和人们耳熟能详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原本就应该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城市。这种开放不仅指向国门之外，也同样应面对国内其他地区。必须看到，正是这种开放精神造就了过去的十里洋场和今天的经济中心。我时常问那些抱怨外地人“抢了饭碗”、“坏了社会治安”的上海本地人士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海过去不开放，今天会有你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上海人”吗？因为在现在的所谓“上海人”中，爷爷辈就出生在上海的可能不足十分之一。我进而还会追问：如果今天上海重新关上大门，你们的儿孙也许的确会少了许多竞争压力，但他们的上海还能保持现在的竞争力吗？ 我在这篇文章中还想顺便为上海说句公道话，许多人也许会不加思索地认定，上海是一个极端排外的城市。但我个人在这座城市40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真实情况远非如此，上海社会的主流舆论一点也不狭隘，要不然很难解释：一个人心如此狭隘的地方竟能持续那么长时间保持经济上的领先。上海是中国最具有商品经济意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例如以豪气干云的情谊代替斤斤计较的契约）经常会碰壁。但这可能正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植入的新的文化规范。 历史上，上海对欧风美雨历来格外地开放，以后港台文化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可以说，主动地拥抱西方和海外可以称得上是上海城市精神中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改革开放以后，来自内地的那些高学历、高技能的精英也不难在这个城市立足，但更多的打工者的情况呢？由此我们看到，这种“开放”是有相当高的进入门槛的，这也是一些国人会对上海人萌发某种笼统的道德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地说，任何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内部都是有门槛的，但大多数健康的市场应当是自由准入的，它的门槛主要表现在自由竞争之后的优胜劣汰方面。一个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城市也应是如此，理想中的上海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准入门槛的地方，它欢迎任何人——不论他们的出身、贫富、贵贱、愚智——前来创业、发展、居住、生活，还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平台。当然，上海并不保证每个外来者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成功，更不保证他们都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相反，如果这个城市仅仅是选择性地将它的开放和包容给予一小部分成功者，而把大多数眼下没有地位和学位，但胸中也许怀有无限创造冲劲的年轻打工者拒之门外，那么它将很可能错失远大的前程。 写于2009年2月12日，发表于2009年2月13日“网易评论”
